变祠堂为“调解工作室”。成立街道“祠堂说理”工作领导小组，制定工作实施方案，首批建成7个村“祠堂说理”调解工作室，充分调动“五老一贤”（即老党员、老干部、老教师、老知识分子、老政法干警和乡贤）等群众力量，构筑党委统一领导、专门机构综合协调、相关部门各司其职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“祠堂说理”大调解工作体系，以“祠堂说理”深化基层自治。

　　用祠堂建“普法工作站”。将村规民约、祖训家教与平安法治结合起来，争取地方法院支持，联动共建祠堂“红色服务站”，设置每月初一“祠堂说理”开放日，开展知识讲座、法律咨询等群众性活动。将驻村律师、法律明白人等专业社会力量充实到“祠堂说理”队伍，定期邀请律师结合典型案例开展法律知识和调解方法等专题授课，提升“祠堂说理”调解员依法调处的能力水平。

　　借祠堂搭“道德大讲堂”。以三善村张氏祠堂为试点，免费在祠堂开设道德讲堂，传播“家庭美德、职业道德、个人品德、社会公德”理念。广泛开展宗族先贤优秀事迹、道德模范先进事迹等宣传教育活动，传承发扬孝悌为本、与人为善、以和为贵等优秀传统文化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注重宣德扬善、淳风化俗，营造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良好氛围。

　　建好阵地。制定《沙湾街“祠堂说理”阵地建设设计方案》，规范打造“祠堂说理”调解工作室，全面实现牌匾挂牌、制度上墙等软、硬件配套标准化建设。工作室由常驻调解员坐班，主动敞开大门，随时欢迎群众反映诉求，平日无事也可以来祠堂“坐一坐”“聊一聊”。同时，定期与村“两委”干部、村民代表开展“祠堂闲聊”活动，了解掌握涉访信息。

　　组好队伍。每个调解工作室从“五老一贤”中选聘一名“祠堂说理”主礼员，并吸纳“五老一贤”、平安志愿者、网格员、妇联干部、驻村律师等作为志愿调解员，组建一支接触面广、熟悉村情的“祠堂说理”调解队伍。主礼员和调解员日常积极开展田间地头走访、入户探访，并发动身边老人、妇女、闲散人员、退休人员组成“矛盾纠纷收集队”，实现更大范围、更加精准、更为及时地发现问题、捕捉矛盾。

　　立好制度。制定《沙湾街“祠堂说理”调解工作室建设方案》等工作方案，把紫坭村等7条村作为先行培育点，完善接访、培训、案件讨论、信息报告、回访督促、法律宣讲、内部激励等制度机制，形成诉求记录、建议整理、办理反馈、资料归档工作闭环，推动调解工作室规范化制度化运作。

　　家训立事。将沙湾乡贤文化、孝善文化和法治文化融入基层社会治理，利用沙湾各村祠堂家风祖训、名言警句等孝善元素，积极开展北帝诞、鲁班诞、敬老宴等传统宗祠活动，充分发挥村规家训教化育人作用。如三善村的张氏宗祠里，“祠堂说理”主礼员“玉姐”将张氏家训“忍、处世、持家、教子”挂在祠堂显眼处，创新运用到调解工作中，成功调解多起夫妻纠纷、婆媳纠纷、家庭亲子纠纷。

　　食茶叙事。把饮茶文化融于调解工作中，实现“一杯茶暖人心，一杯茶解纠纷”。2024年3月，紫坭村村民张某与何某因租赁村内某物业产生合同纠纷，两家关系剑拔弩张。“来来来，先坐下喝杯茶。”紫坭村“祠堂说理”主礼员、“广州好人”“堂哥”得知此事后，迅速组织双方当事人到“祠堂说理”工作室，分别为张某、何某倒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茶，拉近与当事人的距离；待当事人喝完茶、心情稍微平复后，再分别询问当事人诉求，耐心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，经6个小时不懈努力，最终成功化解该宗可能出现“民转刑”的纠纷。

　　五老管事。充分发挥“五老一贤”作为“长者评理”的重要作用，将宗族情感化作破解矛盾纠纷的尖兵利器，在调解中组织当事人重温家训和宗族文化，积极引导当事人以和为贵，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。2024年2月，沙湾西村村民何某与邻居李某因新建房屋过界问题而闹得不可开交。“祠堂说理”主礼员王“叔公”在了解事情原委后，多次亲自到双方家里进行调解谈心，反复开导思想、安抚情绪，并积极动用双方各自宗族关系打好感情牌、打开心结，最终有效调解了纠纷，也增进了邻里感情，真正做到“小事不出村、大事不出街、矛盾不上交”。